（全文字数：3762字）
各位新年好，我是Paula。
两年前，源于对自然的热爱，我与Clee共同创办了The Muddy School（TMS）。起初我们雄心壮志，想要建立一间立足于香港本地生态系统的双语（普通话、英文）森林学校，为生活在香港的孩子们提供一种崭新的生态教育模式，因此我们将自己命名为School（学校）。
如今，一晃两年过去了，伴随着我们带领600余人次、在香港13个郊野区域、进行了400多个小时的自然探索旅程，我们各自体会到一些转变正在悄悄地发生，如同蕈菇的菌丝在地下向四面八方延伸，与植物、磐石、腐尸、土壤建立它们暧昧而盘根错节的联系。今年，2023年，TMS即将推出的全部活动都与这些转变息息相关。
何为教育
最近Clee推荐我阅读人类学家Tim Ingold的书，她觉得书中的描述就好像是我们TMS活动的剪影。其中，Tim Ingold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这样给“教育”定义(1)：
Instead of placing us in a position or affording a perspective, education in this sense is about pulling us away from any standpoint——from any position or perspective we might adopt.
(基于此，教育不是将我们置于一个立场或提供一个观点，而是将我们从可能会先入为主的任何立场或视角中抽离。)
Tim Ingold认为，人类学家参与的田野调查，是与研究对象一起学习，也是向它们学习的过程。而我们又何尝不是啊。
原本准备将自己前置于“教育者”身份的我们，曾经欲以“至上而下”的路径，把自然作为他者(the Other)，试图凝视、解读、重构自然物体和自然事件。例如，若是翻看TMS公众号的前几篇就能发现，当时我们尝试用“四维生态教育框架”来组构活动，描述自然是“绝佳的学习素材”，视自然体验为“一本巨大的百科全书”。
2021年4月，我们第一次带团去鹿颈，曾特别自豪我们使用了巧妙的方法激发孩子们测量潮汐。然而，之后我们再也没有主动提起“测量”这回事。不知为何，当我消融在鹿颈的山水、泥滩、红树林、招潮蟹之中时，“测量”这件事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权威姿态，显得如此违和。在重复二十多次去往鹿颈之后，潮汐在我们眼里不再是等待被研究的客体（object），是潮水的涨落，是地球的转动，是月球的移动，是生命的韵律。如同Tim Ingold在他的书《Being Alive》中所说(2)：
Wind, for example, is not a thing that blows, it is its blowing. Trees are the flexing of the boughs and the rustling of their leaves. The sun is its shining, and its transit across the sky.
(例如，风不是一件在游走的物体，而是它的游移。树是枝丫的颤抖和叶片的摩挲。太阳是它的照耀，也是它划过天空的起落。)
经历了一百多场活动后（包括那些因天气原因被取消的活动），TMS确实发挥了一所学校所应有的作用，只不过“受教育者”变成了我们自己。我们不仅从孩子们身上学习人类作为一种生物，与生俱来对自然的热情、向往、好奇、亲密和消融；也从合作者和彼此身上学习新的观点、新的感受、新的觉察、新的关系，并学会包容、理解和尊重；更从一个广义上的“自然”范畴里，学习偶然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流动性、交染、无限和力量。
从那些固有的观念中抽离，从孩子们、从伙伴们、从大自然那里，我学会了，天空将在你拥抱不确定性的那一刻“放晴”。
何为生态
通过在活动中接受的“教育”，我个人的生活理念被彻底改变。从起初建立TMS时的自然爱好者(outsider)，转变成了生态践行者(insider)。
我特别喜欢的拉丁美洲人类学家Arturo Escoba认为，目前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事实上是一场“planetary crisis, civilizational crisis, or a crisis of climate, energy, poverty and inequality, and meaning.” (3)（地球危机，文明危机，气候危机，能源危机，贫困和不平等的危机，意义的危机）通过两年来的实践，我不能更认同。因此，如果非要给一个定义的话，生态践行者是以一种跨二元（transdual）的态度，以“另一种可能性是可能的”（another possible is possible）为信仰，实现多元世界（pluriverse）的一种社会实践。
因此，在过去的半年多来，TMS内部酝酿着一场多元转型（pluriversal transition）的动荡。我们反复问自己，这样看似“非主流”的转型，对一间机构究竟有什么意义，能带来什么价值？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她的新书《女性的思想》中，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讨论了个人层面的“价值”(4)。她认为“生存价值”这个词，给“活着”这件事赋予了一定的功利主义色彩，至少意味着生存的效率性，给人一种紧迫感，让人觉得必须去做一些事以便感受到活着的意义。作为一种效率主义思想，“生存价值”仍旧是父权制社会中大行其道的主流观念。
那么一间企业在社会上的价值，除了被“营业额”、“资产总额”、“市值”这一资本主义制度下构建的单一且唯一的标准所牢牢捆绑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方式能在跳出这一牢笼后仍能维持企业的生存呢？这个问题，至今困扰着我们。
在后发展理论（postdevelopment theory）中颇具影响力，Arturo Escobar对发展主导的社会话语权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发展”这个概念带有强烈的敌意，它强化了对美好生活的唯一定义，并排斥其它所有可能性(3）。在这样封闭且固化的体系中，落后者永远也赶不上领先者：“we cannot find a solution for a problem within the frame that created it”（我们无法在产生问题的框架内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就如同用人类的认知测试去评判其它物种的智力，那么人类永远都傲视一切。
Anna Tsing在《末日松茸》这本书中尝试用生态的话语来表达对“发展”的思考：“多样性能够提供有多种可能的进步方式，而不是唯一一种”(5)。我们是否可以通过TMS进行不同的尝试，找出现代性（modernity）的许多非主流、边缘化的替代形式？如果这些替代形式存在，那么不仅能够修复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将我们——现代人——自己从束缚中解绑。
如何转型
在2022年下半年，我几乎沉浸在非常强烈的自我冲突中，因为在经历多元转型的过程中，我几乎写不出一篇像样的公众号文章，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建立的话语体系，与跨二元的多元解构体系中挣扎不已，每次写好的文章不是被自我批判，就是互相批判。
然而，我和Clee之间对于活动和社会的反思，在两年内却已经写了上万字的日志了，但是看着这些像对话、又像学术研究的内容，我们都怀疑：这些文章适合让我们的读者看到吗？就在这时，我们开始尝试做一些很荒谬的活动。
记得那个下午，我们坐在磅巷一家小咖啡馆的台阶上，Clee谈着她正在进行的博士课题的研究内容。突然，她说想把万圣节的派对作为TMS的传统继续做下去。我奇怪为什么这么商业化的节日要成为我们活动的传统，她觉得相比清明节，依托于万圣节黑色幽默的平台，更适合讨论关于死亡的话题。听到她提到the end of life，我突然有一个很荒谬的想法，物体有生命吗？如果说我们人的生命有“轮回”，自然生物与地球形成“生命共振体”，那么我们所购买的那些商品呢？它们也是从有生命的形式而来的啊。
我们将这个想法与我们志同道合的好伙伴、好朋友、独立艺术策划者xuan说了之后，三个人一拍即合，随即又邀请了十多个家庭共同参与，在香港医学博物馆门外，共庆一场万圣节派对——Hello-thing Party，致我们死去的物件。
Clee制作了在“告别”仪式上使用的卡片，每一个家庭按照卡片上的模板，向自己带来的物件告别。这件本应被当成垃圾的物件，在台词的呼应下，仿佛成为我们的朋友。
最后，Clee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把全部物件重新组装成一个新的形象，我称呼它为“Mys Thing”（Mys这个词来自于宇多田光，她希望在Mr和Ms称谓以外，能有另一种跨性别的称谓，于是用了Mystery的开头三个字母）。在活动结束后，有几位小朋友在离开前突然不舍得自己带来的这个物件，又重新带回了家，将物件以“全新”的形象和功能再次使用。我特别喜欢自己在公众号文章中写的最后一段话：“将物件视为一种形式的生命体，感谢它的存在，尊敬它的死亡，思考它的未来，也是思考人类的未来”。
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经过湾仔一家小型书店，叫作“七分一书店”（2022年12月31日它结业了），我特别喜欢墙上写着的宣传语：“不是一家书店，而是一场社会实验”。“七分一书店”的全名其实是“七分一实验书店”，它承载着一项使命——在限定的期限内，将书店运营视作为各店长的独立社会实验。我认为TMS未来的活动，也将会是一场场生态社会实验。
Michel Foucault指出，认知是一种权力，是用于统治的工具(6)。因此，我们想调转权力的流动方向，将传统教育机构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角色在TMS中进行反转。TMS的所有活动运营者都是这间“学校”的“受教育者”；全部参加者以及我们所共同经历的事件、场所、物品都是“教育者”。我们对外沟通的文案、图像、影音将会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在社交媒体或者我们的网站上展出。我们全部的活动，都将是我们自己感兴趣的“社会生态研究项目”。
因此，我们为2023年设想了许多荒诞不经的形式和内容。如果你也在非主流的社会实践中徘徊，你想在乏味无奇的生活中撒上一把荒谬的椒盐，你好奇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实验，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读者——人与非人，成人与孩子——在空余的时候参加我们的活动，甚至加入我们一起实践荒谬的想法。烦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The Muddy School)、FB(TheMuddySchoolHK)、IG(themuddyschool.hk)，收取活动信息。
最后，感谢各位花时间阅读，祝各位新春快乐！
参考资料：
Ingold, Tim. (2014). That's Enough about Ethnography!.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4. 383. 10.14318/hau4.1.021.
Ingold, T. (2011). Being Alive: Essays on Movement, Knowledge and Description (1st ed.).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818336
Escobar, A., & FRYE, D. (2020). Pluriversal Politics: The Real and the Possible. Duk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2307/j.ctv11315v0
上野千鹤子. (2022) 女性的思想. 浙江大学出版社
Tsing, A. L. (2017).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oucault M. & Hurley R. (200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the will to knowledge. Pengu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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