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森林底層的真菌身體，早在產出蘑菇之前，便不斷以網狀或紗團般的形態伸展，纏繞著植物根部與礦物土壤。”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末日松茸）
Anna Lowenhaupt Tsing在書中利用松茸探討了現今社會的問題：松樹與它共生的真菌伴侶經常在被人類燒毀的環境裡蓬勃生長；松樹與真菌共同善用了森林明亮的開闊空間與外露的礦質土。人類、松樹與真菌三者各自的維生方式彼此造福了自身以及其他生命；這是個多元物種的世界。
而所有參加The Muddy School夏令營活動的小朋友背後也隱藏有類似的關係。
多元聚合——“壁虎”與“熊貓”
每種生物都能改變世界。細菌為我們創制了有氧大氣，植物則幫助維繫。植物能於地表生存，是因為真菌分解石頭為土壤。從這些例子看來，世界創制的計劃是能重疊、且有空間容納多元物種的。
人也是一樣，這個多元世界的設計是能容納不同性格、背景、想法的人，每個個體為了能令自己生存，改變著身邊關聯事物的運作方式。
在我們搭建“恐龍”的活動中，需要小朋友多元化地配合：有的喜歡搬運及尋找材料，在大自然中發現材料對他們而言是一種樂趣；有的擅長空間想像，負責決定哪一種材料適合恐龍身體的哪一部分的結構；有的喜歡調和泥巴，能製作出泥與水比例適合的粘合劑用於固定“建材”；有的主意特別強，對將要構建的形狀了然於心；有的能很好配合其他人，執行力很強地完成任務。
這些分工，沒有人為安排，而是大家在活動進行中自發地根據自己的特點選擇適合自己的崗位。要說哪一種職責是最重要的？事實上並沒有這樣一種被世人幻想出來的“最佳”工作。如果只有領導者，而沒有執行者，那麼恐龍搭建將永遠停留在空想階段；如果只有搭建者，而沒有蒐集搬運材料的，那麼這個搭建也不會充滿精彩的可能性。
“壁虎”是一個主意極強的孩子，雷厲風行，反應敏捷，能做出快速決策，也比較強勢。 “熊貓”則沒什麼特別強的主意，但具有敏銳的感覺，雨水的溫度、泥土的觸感，都能觸動他愉悅的情緒。
在搭建恐龍時，他倆自發組成一隊，共同製作他們的“恐龍”。在“骨架”差不多建造完成時， “熊貓”希望給“恐龍”的身上用泥土黏上一些不同顏色的落葉來裝飾。
“壁虎”看到了這些裝飾，粗暴地用手抹去了全部的裝飾樹葉，用力扔到一邊，大聲喊叫起來：“這是誰幹的！不要再往上面加東西了，不要再往上面加東西了，還沒做完呢。”
“熊貓”此時很生氣，怒目圓瞪地把被扔掉的樹葉全部撿回來再黏上，“你不要動！我想讓它更漂亮。”
一頭扔掉樹葉，另一頭撿回樹葉，氣氛此時相當緊張。兩個孩子各自堅持己見，激烈衝突似乎一觸即發。
“我的恐龍還沒有完成，這不是它的最外面一層，你現在粘樹葉沒用，看不見的，看不見！”“壁虎”著急地有點兒語無倫次。雖然他與“熊貓”一起工作，但他不認為這是大家共同的作品，而是屬於他一個人的。因此，對於如何搭建這個恐龍應該全都聽他的，不能接受其他人未經允許的干涉。
此時，空氣沉靜了0.1秒，“熊貓”打破了沉默：“那我繼續固定‘恐龍’的腳吧。”接下來的搭建過程沒有再發生爭執。
假如，人類單一化之如小“壁虎”，那麼這個世界將紛爭不斷、永無寧日；假如，單一化成為了小“小熊貓”，那麼世界將不會充滿激情地奮勇前行。正因為世界的多元化，我們才有幸享受和諧發展的紅利。
然而，孩子們知道他們應該繼續做自己嗎？他們能夠認識自己的優勢和特點，明白他們每一個人都是不可缺乏的地球元素嗎？
彼此影響——“獵豹”、“郊狼”與“白虎”
不同生物是如何彼此影響的——假設有影響的話——這個問題，始終沒有解答；有些生物會阻撓（或吞食）對方，也有一些會為生存而相互合作，還有一些只是原地不動。
“獵豹”、“白虎”和“郊狼”是同學，也是彼此生活中最好的朋友。
他們在活動中形成一個小團體，其他人很難加入。 “含羞草”常常在一旁看著他們談笑風生的身影，雖然他也很想成為其中一員，但始終無法被小團體接納。
“白虎”很喜歡玩電子遊戲，如果你不懂遊戲世界，那你很難找到與他的共同話題。常常宅在家裡的“白虎”很不適應戶外活動，第一天集合他開口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家？”在活動中說的最多的一句話也是：“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家？”但是，當與他聊起“殭屍”（電子遊戲中的角色），他興奮地簡直像換了一個人。
“獵豹”和“郊狼”平時在家的屏幕時間受到嚴格控制，但若是去“白虎”家玩，三人在一起就一定是玩電子遊戲。活動中，別的孩子在觀察自然物體或自然現象之時，他們三人站在一邊討論遊戲，非常有耐心地等待其他人。
“含羞草”不懂遊戲，爸爸媽媽不允許他玩，平時在家他最喜歡看書，他時常能說出一些昆蟲的學名，包括哪種有毒、哪種沒有毒。
“含羞草”屢次試圖加入他們三人，可是根本搭不上話，因為他沒見過遊戲長什麼樣，而他們也不會談論除遊戲以外的話題。
唯一一次，三人團體分開，是在搭建恐龍的活動。 “郊狼”很喜歡搭建恐龍，他饒有興致地對照恐龍圖片構思著結構；興致勃勃地在森林裡奔跑，與其他人一起搬運木頭。他的另兩個夥伴則在一邊挖掘“恐龍化石”。
起初“郊狼”會轉過頭看看兩個夥伴在幹什麼，之後來回奔波試圖兼顧兩邊，最後他放棄了搭建恐龍，加入挖掘行列。離開前，他若有所思地站在其他人完成的恐龍旁，默默地看了好一會兒。
三天夏令營活動的最後一天，我們有一個“植物尋寶”遊戲，孩子們需要通過觀察植物來設計線索卡，隨後將線索卡藏起來，在自己繪製的地圖上做標記，讓另一組來尋找。
此時，他們三人燃了，自然遊戲竟與電子遊戲如此接近。他們滿園子奔跑，終於將目光短暫地轉向自然界原本就存在的物體。他們打開了五感，嘗試用眼睛去看，用手觸摸，用鼻子嗅聞，在卡片上畫上了一朵如此美妙的小黃花。他們一邊又一邊要求“再來一次”，“還沒玩夠”。
孩子們彼此之間互相影響，我們也影響著他們看待問題的角度。
合作轉化——“鸚鵡”的故事
如果生存總是涉及自身之外的其他，那必然也受到自我與他者的轉變與不確定性的影響。我們在物種內部和跨種族間，都能因為合作而轉化。地球上最重要的生命物質就發生在這些轉化當中，而不在自我封閉個體的決策系譜裡。
夏令營的5km徒步大挑戰是孩子們既愛又恨的活動。喜歡是因為我們在徒步過程設計了挑戰卡，有重重闖關的成就感；不喜歡是因為要走很長的距離，也無法閑庭信步細細品味自然。
起初，孩子們將自己設定為“封閉個體”，為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行動，完成挑戰只是為了保證自己在項目中“生存”下去。其他人的任務是什麼，其他人遇到了什麼困難，與自己無關。
然而“封閉個體”的決策很快就無法進行下去，因為我們是一個團隊，不得不共同進退。這個小集體總是有先有後，個體再強大，也無法決定整個團隊的行進速度，自我的生存受到他人不確定性的影響。
“鸚鵡”非常擅長徒步，在森林裡上躥下跳，對完成挑戰卡信心滿滿。他總是最先完成任務，完成後很快就想索取下一份挑戰卡。但他面臨的規則是，只有當團隊全部成員都完成挑戰後，才能領到下一張挑戰卡，他的快速並不代表整個團隊的速度。
於是“鸚鵡”很快領悟到了，需要幫助其他人完成他們的難題，才能確保整個團隊的同步。每次當他第一個完成任務後，就大聲吆喝“誰需要幫助？”“你的任務是什麼？”從而他會發現有一些任務確實無法一個人獨立完成，例如：在泥地上畫出自己身體的輪廓，就需要有同伴幫助共同完成。
有一次，“鸚鵡”也犯難了，他抽到的任務卡是：“完成50級台階”，可是一路上都是平地。總是第一個完成任務的他，卻成為了遲遲未能完成挑戰的那位。這時大家給他出謀劃策，有一位小伙伴說，“你可以找一個台階，上下跳50下。”“鸚鵡”茅塞頓開，50級連續的台階沒有，但可以“創造”50個台階。於是，“鸚鵡”找到一個台階開始跳，小伙伴們都停下來，幫他一起數數，森林裡飄蕩著整齊地吶喊“1、2、3……”他一絲不苟地跳完50下，大家為他鼓掌歡呼。
不穩定是一種體認到我們可能會因他人而脆弱的狀態。為了生存，我們需要幫助，而幫助始終是一種相互效力。合作轉化，它沒有自我封閉的單位；它的單位是以遭遇為基礎的通力合作。
我們生活在一個規模化生產的世界裡，我們被教導從單一的角度去分析事情發生的原因。這樣的做法確實讓我們的經濟、科技快速成長，但也同時限制了我們的思考與想像。可以說，規模化的思考讓我們十分害怕不確定、不穩定的東西。 Anna Lowenhaupt Tsing認為，與不穩定共存需要的不是只怪罪那些讓我們落此下場的人，我們可能得環顧四周，觀察這個奇異新世界，可能得拓展想像力，以便掌握它的輪廓。
《末日松茸》的作者，加州大學人類學教授Anna Lowenhaupt Tsing的母親是中國人，因此她比較喜歡以中文名「安清」來稱呼自己。 《末日松茸》探討了生態破壞後生物和人類的關係，與其他類似主題充滿生澀專業詞彙的枯燥描述方式不同，作者用一種別具一格散文詩般的敘事手法，讓人一邊漫步在森林中，一邊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和自然之間的關係進行反思。感興趣的話，可以把書找來看看，你會了解一些在受轟炸的地表上伸展的松茸的故事，有助我們去探索我們共同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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